除开愿意自我封闭的人，每个人都需要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写作者尤其如此。因为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是完成小我到大我演变的前提。写作者应该甚至必须有这么个勇气，将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体现在文本之中。

小我的人，不敢面对自己的缺陷、过失和阴暗面，他害怕让人知道他这些不太光彩的东西。大我的人，已经十分强大，当然能面对它们，正视它们，让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评说。

这种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完成的大我，并不是要写作者成为孔子式的圣人，也不是要写作者成为完人。我所说的大我，是具备家国情怀、悲悯情怀和人类情怀的大我。也只有具备这些情怀，写作者才有可能在脑子里建立一个对现实进行评判的参照体。这个参照体是什么？这个参照体，就是脑子里的乌托邦。脑子里有了这个乌托邦，文本中的现实与理想，才会拉开距离，文本才会有道德的力量。可以肯定的是，道德的力量愈大，愈能感动人。很难想象，一个缺乏道德力量的文本，其存在价值有多大。这个乌托邦只需要存在于写作者的脑子里，只能作为写作文本的参照体，绝不是真要你去建立这个理想社会。写作者要完成自我批判与自我救赎，我以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不盲从。

盲从者，有两个主要盲从对象，一是权，二是权威。前者，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掌控着太多资源。如果坚持做个独立的人，做个“执笔写春秋，冷眼看世界”的人，做个享受寂寞、享受清贫、享受人格独立之美的人，各种诱惑与我无关，自然不会盲从。后者，由于学识和成就摆在那里，无疑如一座高山一样吓人，使得许多人想也不想，便从了他。从对了，自然是好事；从错了，只怕是走向思想的黑暗，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可是，如果面对无论怎样的权威，我们都三思而后从，其情况就大不一样。对的，从了；不对的，拒绝；疑惑的，考虑清楚再决定从还是不从。

第二，不献媚。

一个经常献媚的人，能否长得像个人样，我很怀疑，因为他身上骨气全无。一个献媚者写出的文字，一定像他的人一样，叫人难受。由于献媚和赞美挨得很近，在许多时候甚至能使人混淆不清，而于人类，无论官，无论民，甚至刚懂事的小孩，都需要赞美，便不可避免地给献媚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于是，献媚者打着赞美的旗帜，肯定会大有市场，甚至能在一定时间段里，蒙蔽真相。

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为了避免写出叫人难受的献媚文字，赞美人和事物时，要小心翼翼，做到恰如其分，做到尊重真相。而且，在不掩其美的同时，也要不饰其非。因为只有这样，写作者才能将“真”写出来。而真，是善和美的前提。

第三，不依附。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让人或依附权，或依附富。于是，官员左右，必有蜂拥之众；富豪前后，定有垂涎之辈。旁观者，见这场面热闹，于是，也哧溜一声，傍官傍富去了。写作者如果依附了，只怕那支笔左要避官，右要避富，能写出好东西，我都不相信。

第四，有思想。

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史上，有个黄金时期，叫春秋战国。那个时候的国君，都颇为开明，允许百家争鸣，甚至给贫穷的知识分子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因此，催生了思想爆炸式的发展，产生了灿若群星的伟大思想家，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申不害、孙子、墨子等等，数不胜数。写作者，若是人格不独立没有思想，其文字能好到哪儿去，我不相信。写作者的思想，如果不是他自己的，能写出好的文字，我也不相信。

第五，批判精神。

毋庸置疑，文学作品也应该表现那些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并不单指社会阴暗面，也包括那些太阳没能温暖的人群，也直指个体灵魂的深处。这个体，包括写作者自己。

我想，真正的写作，是良知拥有者做的事。良知拥有者，必定有所担当，有所批判。没有良知，没有担当，写了，也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