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教育之家。读书写字，“字是打门锤”。从事教师职业的父亲，自我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对我进行熏陶；同时在我完成学校作业时还规定要练半小时的毛笔字。虽然孩时的我，有时也有抵触情绪，但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字在不断进步，并在班级崭露头角，诸如出黑板报、写会标标语，自然“能者多劳”。

特别是1967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的那段日子，参加群众组织，抄写大字报、刻写宣传资料、书写巨幅标语，由于手中有“钢”，自然首当其冲。从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毛笔字、美术字、刻“蜡板”全面发展，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一

1969年元月3日，我下放茶陵县七地公社月岭大队鱼忠生产队插队落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击政治的年代，生产队、大队、公社各级都很重视宣传工作，热衷于“造势”。由于有“一技之长”的我，自然而然地又得到“重用”。

我写毛笔美术字，可以随手立墙而写，方正规范，严肃大气。当时，乡下没有“人”字楼梯，故每次书写巨幅标语时，下面总有一人扶着梯子，以保证“人”身安全。标语字的大小一般在1米上下，人在较远的地方，都醒目可认，引起过往行人的惊奇和称赞。

写字的材料有两种：一是用石灰兑水，既经济又简单；二是红油漆。标语的内容诸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抓革命，促生产”“要斗私批修”等。那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凌晨还用记录速度）。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抄录出来，张贴村头村尾，做到雷厉风行，让“最高指示”家喻户晓。

每年的“春插”“双抢”是农民最忙的时节，我却被大队党支部抽调到大队部，从事《春播信息》《双抢战报》的采编和刻写工作。

当年不像现在有电脑，那时候，学校、机关、企业、农村、居委会需要印刷的文稿、资料、战报……要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写，然后把刻写好的蜡纸，安装在油印机上一滚，才能油印出多份文稿。制作这种手写油墨印刷品，很是讲究。首先是刻写的字体要漂亮，最好是仿宋体；然后是刻写的技术要熟练。如果刻写仿宋体，就要将钢板斜放，蜡纸格子与钢板角上的那一条横线平行，这样在刻写仿宋字时，就可以做到横平竖直，又快又好。如果蜡纸刻写得不好，力道不够，或者力道不均匀，油印出来的文稿就会看不清楚。刻写技术好的蜡纸，印上几百、上千份照样清晰美观。

二

1970年10月，湘东铁路（醴陵—茶陵）建设大会战拉开序幕，七地公社民兵营是参加建设单位之一。我所在的月岭大队成民兵连，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时生任命为连指导员。他指名道姓抽调我任连队文书。自始，我暂离“广阔天地”，迈进了三线建设队伍的行列。

在连队的时间不到一年，后即调入营部和县指挥部，一干就是5个年头，直至1974年7月因病返迁回城。记得在连队当文书时，部队驻扎下来后，可忙坏了我这个文书，当天标语就写了上百张，张贴村前屋后，把政治气氛搞得浓浓的。县指挥部在会战工地设有广播，我认真履行职责，晚上搜集、撰写新闻稿，次日即送到县广播站。每隔一两天就可以听到五营（七地公社）三连（月岭大队）通讯员写来的新闻稿，据闻当时我投稿和采用稿数量靠前。一时，我也成了新闻“明星”，成绩受到公社和大队领导的认可，并在火线加入了共青团。

在五营营部，依然任文书，负责《五营通讯》简报的采、编、刻任务，两天出一期，每期印500份，发至全营各连、排、班。

1972年下半年我被抽调到县指挥部，安排在工程建设组，干的还是刻“蜡板”老本行。当时，指挥部每周给各营下达任务，全部用表格的形式体现。专业名词如铺设涵洞、浆砌护坡、铺草皮、开挖排水沟等，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一周要刻二三十张蜡纸，确实够辛苦的。

1973年夏，湘东铁路建设进入扫尾阶段，抽调在指挥部的民工全部推荐招工进铁道部门。我是榜上有名，但终因“政审”不合格而出列。最后，领导同情我，又安排在铁路指挥部留守处干了七八个月，担负内勤工作，但刻“蜡板”的拿手活总是少不了，通知、报表（工程预决算）、总结等资料皆出自我的手。

正是由于长时间地超负荷工作，我的右手食指长了一个厚厚的茧。它伴我终生，直到老年时指关节病变、指骨凸显。好在只是关节变形而已，对身体健康尚无影响。

三

因在留守处招工无望，1974年7月我返迁回城。回城后，无论是在街道办事处做社会工作，还是在街道企业从事行政管理，或是在办事处机关任秘书，总是少不了写、刻“蜡纸”。可以讲，“写”伴随我一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想，如果不是父亲“字是打门锤”的熏陶，不是学生时代数年坚持练毛笔字，不是当年的字还写得可以，人生的道路也许没有这样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