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学问”？勤学好问，穷其究竟，这就是学问。

大家应该还记得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多年来，钱学森之问牵动着方方面面的思考。

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试答”。他从自己求学的亲身实践中得到了几点认识：之一，他认为自己既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他在美国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时曾一度跟不上班，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还是应试教育打下的坚实数理基础帮助他克服了困难，恢复了信心。之二，中国的应试教育保证了学生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训练可让学生终身受益。之三，应试教育所赋予的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从事科研最珍贵的原创精神。之四，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拥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拔尖学生非常缺乏。这就是中国教育“均值很高，方差很小”的现象。

曾几何时，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沦为一种以升学为唯一目的、围绕应考科目去开展学习活动的片面选拔和淘汰教育。多年来，都在用力把应试教育转化为素质教育，结果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而其转化则陷入“进一步，退两步”的尴尬中。为什么？应试教育能够“转”而“化”了吗？从小学到大学，小考大考、周考、月考、期考、年考，层出不穷。哪个老师、哪个学生敢不“应试”呢？甚而至于，中考、高考竟发明了家长陪读的“盛事”，难辞不肖之咎。

施一公先生谈到的“均值很高，方差很小”的人才选拔，中国未来创新驱动和高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所需要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即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和身心素质四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协调发展。文化素质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得靠施先生所说的应试教育来完成。

智商做事，情商做人。应试教育需要智商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断力、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也就是认识客观世界并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素质教育所造就的情商则表现为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对生命的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有了使命感和大视野就能做个好人。

再说学者颜宁之问：她参加博士生推免面试时提出一个问题：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你已经功成名就、资源充沛，那么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或者说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了？问了20多位同学，没有一位的回答让她“眼前一亮”，大都一脸茫然。

颜宁之问提醒我们：追求梦想虽是个人行为，但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有了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才能保证每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条件、有能力去实现梦想、追求幸福。

一脸茫然的博士们，请清醒头脑，放出眼光，面朝诗和远方。

忽然想起，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身边大臣之问：“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答：“建国之前，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征则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

唐太宗理解房玄龄与他共同打下江山，出生入死和创业的艰难，也懂得魏征与他共同安天下和守成更难。此乃平衡的政治智慧。

不论是钱学森之问、施一公之试答，还是颜宁之问，他们的头脑、眼光和心智，都在关注唐太宗所说的创业与守成的问题，问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