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运黄金,为周公馆提供经费

1945年9月，石英调任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兼省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其间，中共代表团的刘恕曾去山东找到石英，他们商定继续从山东运花生油到上海出售，再从上海购买布匹、药品运回山东，以供解放区的需要。

花生油由山东石岛用船运至上海十六铺，交地货行栈出售，所购商品装船运回石岛。同时他们还约定，山东解放区掌握的黄金、美钞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也随船运到上海，一部分用于购买山东所需要的物资，另一部分作为山东解放区上缴中央的经费。

为了保密，黄金、美钞和法币都是藏在花生油桶内运到上海的，到上海后都交给华益公司处理。华益公司是中共代表团的钱之光派肖林到上海建立的一个地下经济机构，该公司对外做一般贸易业务，对内为中共代表团经管一些经费。

华益公司收到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后，法币可立即存入银行，黄金和美钞则需要到市场上出售。但因山东来的黄金上印有“烟台”字样，不便上市，所以就请一位叫尤敏生的黄金经纪人，把那些黄金加工成上海规格，打上上海标记后再出售。经过这些处理后，钱款记入中共代表团账内，供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使用。

大战之前,确保食品送到部队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24个师、45万人的兵力，大举进犯我鲁中地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一死战。此时我军在淄博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准备发起新的战役。

为了适应大兵团连续流动作战的需要，华东野战军成立了供应总站，负责野战军部队和地方武装近40万人的副食品供应。当供应总站副站长范征夫找到石英要求支援时，石英当即表示，工商总局已经在干部中传达了华东局关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指示，并做好了准备，坚决保证野战军的副食品供应。

在谈到具体供应办法时，石英说，今后只要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写个公函，说明需要的副食品数量，盖上公章，我们各地工商局即可照发，以后再行结算。同时为了保证工作能顺利进行，还派了一位专区工商局的赵局长到供应总站共同办公。后来事实证明，部队的同志只要拿了供应总站或分站、支站的公函，到当地工商局联系，基本上都能及时领到部队所需的副食品。

1947年5月初，孟良崮战役前，为了给部队紧急筹集副食品供应，范征夫又找到石英。石英听了情况后，马上答应以工商总局的名义向山东省各级工商货管部门发出紧急通令，明确指定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及各区的工商部门，尽快调拨给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食油5万斤、食盐1万斤、花生米50万斤、鱼干15万斤，还有大豆、粉丝、干菜各数万斤。同时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地督运这批副食品，在战前都及时运到了作战部队指定的地点，对改善部队伙食、保证战役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跃进”中,讲数量更要讲质量

石英于1955年初调入上海工作，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轻工业办公室（四办）主任，主要负责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公私合营工作。1957年，四办撤销，一轻局和二轻局合并成上海市轻工业局，石英出任局长兼党组书记。

当时公私合营刚结束，一批私营工厂转为公私合营还不久，企业分散，设备简陋，特别是有些行业和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而不久“大跃进”兴起，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轻工业的发展不可能从国家获得必要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石英只能利用局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特别是充分发挥上海轻工业系统中一批能工巧匠的作用，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产，比如利用肥皂厂的厂房、设备和人员发展洗衣粉，利用卷烟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手表工业，利用文具厂的厂房、部分设备和人员发展照相机，利用复写纸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感光胶片等等。

石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填补产品空白上。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石英亲自抓了手表、照相机、感光材料、合成洗衣粉、高级金笔、高级香烟、公路赛车、光学玻璃、石英玻璃、人造宝石等十大重点产品，以及为首都十大建设工程配套的50多种、50多万件高级精密产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石英除了定期开会听汇报、检查进度外，还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到第一线去办公。

比如为了让“红双喜”乒乓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几个月时间中，石英深入工厂不下几十次，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去，有时晚上11点钟还在车间现场。“红双喜”乒乓球的质量终于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功那天，石英特别高兴，晚上一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母亲。几天后，他还特地买了两块“红双喜”乒乓球拍和六个乒乓球给我，作为纪念。在手表厂检查工作时，当他发现手表虽然试出了样品，但过不了大生产的关，就马上派人去北京请示有关部门，请来外国专家帮助解决了大生产中的技术难关。经过石英和上海轻工业系统全体工作人员的三年努力，十大重点产品和50多万件精密产品都圆满完成，为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上海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本文首发于《上海滩》杂志，转载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