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荷中篇小说《月亮山》在《飞天》2025年第5期的亮相，犹如一坛陈年老酒。作家以醇厚凛冽的叙事力道，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扎根于湘地山野的江湖世界。这部作品以月亮山为叙事原点，通过李公明、张权、谭和甫等人物的命运交响，在抗日烽火与解放战争的宏大历史幕布上，勾勒出一幅民间江湖的生存图景与人性的多维光谱。

小说开篇便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河中救险场景奠定叙事基调——结巴张权赤身救起溺水的富家子李公明。这个充满原始生命张力的场景，不仅埋下了跨越阶层的命运伏笔，更暗喻着江湖伦理中最本真的义气精神。通观全文，楚荷在《月亮山》中展现了非凡的人物塑造艺术：李公明从纨绔子弟到绿林豪强再到抗日义士的身份嬗变，张权粗犷外表下隐藏着一颗重情重义的心，龅牙王冬菊以其智慧与坚韧解构了传统乡村女性的刻板印象，孤儿谭和甫始终保持着“不跪着活”的骨气……

《月亮山》采用明暗双线交织的叙事策略，形成独特的复调美学。明线书写李公明的江湖浮沉，从散财仗义到落草为寇，从抗日壮举到最终兵败；暗线则聚焦孤儿谭和甫的成长历程，通过这个“局内旁观者”的视角，展现张权夫妇以质朴善良滋养孤弱灵魂的动人故事。两条线索在“元宵收规”“拜师学艺”等关键节点巧妙咬合，最终在李公明悲情殒命处达成叙事合流。这种结构既保持了江湖传奇的戏剧张力，又为文本注入了深沉的现实主义关怀。

李公明最鲜明的特征是其对《水浒传》中宋江的刻意模仿。宋江“及时雨”的绰号与仗义疏财的行为模式，成为李公明刻意效仿的模板。然而，江湖理想在现实政治面前逐渐显露出其脆弱性：表面上延续了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逻辑，但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复杂纠葛中。无差别的屠杀已经远离了水浒英雄“替天行道”的正义性，沦为纯粹的暴力宣泄。李公明的人物悲剧在于，他所信奉的江湖伦理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历史语境，其死亡标志着一种文化模式的终结。

在历史书写维度上，《月亮山》提供了珍贵的民间视角。张权与王冬菊在谭和甫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事实上的亲子关系，这种非血缘的家庭关系展现了乡村互助共济的伦理传统。当解放军的剿匪枪声打破山野寂静时，村民关注的却是“免交保护费”的实际利益。楚荷这种祛魅化的写作方式，消解了宏大叙事的确定性，展现出历史褶皱中普通人的生存逻辑。另外，谭和甫革命意识觉醒本质上是基于生存理性的利益计算，暴露出底层民众对时代变革最朴素的认知。

小说通过月亮山强人的覆灭与新生政权的到来，完成了一场人性涅槃：当李公明在歪脖柳树下自戕时，其血渍浸润的土地，正孕育着谭和甫等年轻一代的新生。这种光辉不在于个体的完美，而在于泥泞中依然仰望星空的姿态——正如张权结巴却响亮的唱腔“小刘海，在茅棚，别了娘亲”，荒腔走板中自有一股生命的热气腾腾。小说在张权献寿材安葬李公明处达到情感巅峰。墓碑上书写“月亮河人氏”的简单铭文，既是对复杂生命的终极定义，也是对这片土地所有江湖往事的诗意化总结。

楚荷锻造了一种混杂湖湘方言的叙事语言。“擂钵拳头”“担死猪”等比喻带着山野的粗粝质感，民间谚语与江湖黑话巧妙穿插，“银花饼”“千年屋”等方言构筑起乡土社会的语言生态。描写暴力场景时多用凌厉如刀的短句，而转至温情段落则笔触细腻，形成张弛有度的叙述张力。楚荷语言风格既扎根湘楚大地的生活肌理，又通过文学化提炼，让粗粝的生存现实获得诗性观照，形成兼具泥土气息与史诗质感的独特文本。

作家以笔为刃，在江湖血雨与乡野温情间自由游走。《月亮山》恰似月光穿林，如刀锋般冷峻的叙事里，始终流淌着诗性的暖流。它昭示着：真正能叩击灵魂的，是泥泞中依然倔强生长的善意，是破碎世界里完整的人性微光。当月亮山的故事在书页间尘埃落定，那株歪脖老柳却将情义的根系，悄然扎进读者的心田——那些被晨露浸润的记忆，终将在某个无风的夜晚，忽然泛起温柔的潮汐。